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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unyahoo163 的博客

人生得意需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你看懂《岳阳楼记》了吗?  

2011-04-08 10:31:58|  分类: 社会·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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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岳阳楼记》通篇四百四十六字,却无一字用在楼姿楼貌上,何也?

其实,文无定法,就跟“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”一样,怎么写,完全悉听尊便。只是有一条得注意,即不管你怎么写,必定自有一宗。那么,范大人之不“记”楼,端的是哪“一宗”呢?这就要从作者的人生轨迹中去寻找答案了。

公元989年,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,两岁丧父,尔后随母下堂,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膝下当继子,改名易姓。说来辛酸,封建时代这是很受歧视的,民间即有“背篓子”的辱骂之名,加之家境贫寒,攻读之路分外艰辛,也让他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。

1009年,范仲淹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,刻苦自律,饱受磨难,即使每日“画粥断齑”,也笃学不辍。

1011年,范仲淹得知身世后,前往应天府拜戚同文为师,继续苦学。

1015年,时年26岁的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,迎来了他人生的大转折,从此,开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宦海生涯。“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,迎母归养。29岁恢复范姓,改名仲淹。”

尽管他文韬武略样样超群,担任过大理寺丞、秘阁校理、太常博士、右司谏、枢密副使、宣抚史、安抚史、参知政事(副宰相)等高官,甚至还立有赫赫战功,但每个岗位都呆不长。这种官场上的频繁“轮岗”,并非他见异思迁,实乃不容于权贵利益集团。

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,四起四落,数度遭贬,大部分时间都“处江湖之远”,被弄去搞基本建设去了。说来简直难以置信,他一生中竟到泰州、楚州、陈州、睦州、饶州、润州、越州、延州、耀州、彬州、邓州、青州等十数个基层“锻炼”过。他的这些跌跌撞撞、载沉载浮,当然与真宗、仁宗父子对他的政治信任度有关。因为 “忠”是封建官吏的第一要务,是他们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钱,也是加官之本,晋爵之基,富贵之源。范仲淹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,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愣头青,成长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,这点他还是清楚的。可惜的是,忠君与恤民的范仲淹屡遭挫折和打击,这说明在真宗、仁宗父子心中,他的忠诚度不怎么高。所以,他还得不停地努力,还得拼命地加油,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,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,表忠心、献忠心。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封建官吏的心态。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,范仲淹迎来了撰写《岳阳楼记》的非常时刻。

那是庆历六年的事,当时他正被贬在邓州任职。那是他的第四次被贬。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汉了,还经得住几次折腾?天晓得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?这次“作文”能不能算是一个机会?能不能争取成为一个机会呢?

谁都清楚,《岳阳楼记》不仅是写给天下人看的,更是写给宋仁宗看的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,饱经沧桑、心底凄凉的他,没准已是老泪纵横了!一个落难的“问题官员”,下笔之前,不能不在这“一宗”的问题上慎之又慎,费些踌躇:滕子京不远千里派人送来画图,希望他“记”些什么呢?他又能“记”些什么呢?哪些该说,哪些不该说?范仲淹自己希望通过“作文”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,或者说他打算给世人,尤其给赵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?

我们也许需要从头说起。

滕子京是他的“同年”,他的官场好友,可滕子京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。正因为如此,才“谪守”的。重修工程是否负案,范仲淹显然心中无底,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,又闹出一个“挪用公款案”的问题呢?事实上,时人已有非议了,说他故伎重演,利用重修之机搜刮民间,“所得近万缗,置库于厅侧自掌之,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极雄丽,所费甚广,自入者亦不鲜焉。”这种情况下,冒冒失失去“记”一个明显是政绩工程的楼宇,那该是何等幼稚啊!他不是三岁的毛孩子,不可能感情用事,更不会轻易被人利用。友情是该讲,义气也该重,但一码归一码,他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险。因此,滕子京的“画外音”肯定是不能沾的,岳阳楼即使“ 重修”得再高大再雄伟再完美,他也别无选择,恕不着墨了。

这就是说,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的“一宗”,头一条便是规避政治风险。

其次,仅有规避政治风险显然远远不够,容易给人造成一个敬而远之的消极印象。他必须“上台阶”,抓住这机会,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。这才是最重要的,是他煞费苦心的核心与要害。当然,作为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,如何归置,如何附丽,技巧上难不倒他。可以说,范仲淹甚至比谁都清楚,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,另辟蹊径,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,写景抒情,借题发挥,比单纯“记”楼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,“楼记”洋洋洒洒,一气呵成,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”他这种一忧再忧的心声,朴实而深沉,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,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,也看不见作秀的成分,没有一丁点的阿谀之嫌,使人感觉完全是发自肺腑,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,不曾露出刻意所为的任何痕迹。而且,字里行间看似感叹唏嘘,实则是不动声色,思想和艺术二者高度统一,完美结合。千百年来洞穿时空,不知倾倒过多少仁人志士!如此,非但辞章出新出彩,展示了非凡才华,更是极其巧妙地表达了忠于朝廷的心曲,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,也牵涉不到他头上。这是不是一石而三鸟?此其“一宗”之二也。

第三,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。此乃“一宗”之三。

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问题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,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,滕子京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加以抵制;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,他又“痛饮一场,凭栏大恸十数声。”很显然,滕子京既没有做到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更没有达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那样的一种境界。这让作为老朋友的范仲淹很没有面子,不免失望和痛心。

“微斯人,吾谁与归?”不需要复杂的铺陈,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,干净利落。如果加以解读,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、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,起到世人所称道的“政治宣言书”作用外,同时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,委婉地对滕子京进行批评,当然也包含有给滕子京打气,要他夹起尾巴做官、为人的意思在内。

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句,有人说《岳阳楼记》是为滕子京歌功颂德的,这就费解了,试问,开篇用一个“谪守”,就毫不留情面地将滕子京那点见不得人的老底抖落出来了,这叫歌的什么功,颂的什么德?天下有用翻老底、提丑闻来歌功颂德的吗?至于“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”,就跟时下之“盛世”不绝于耳一样,明摆着是场面上的恭维话。

凡此种种,当人们读罢《岳阳楼记》,掩卷而思的时候,除了赞叹作者的忧乐境界外,难道就没有窥见一副忠臣、才子、廉吏、诤友的自画像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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